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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7, 2022 01:31 AM
第一节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大机器工业时期以后，从19世纪初叶开始，每隔若干年就要经历一次经济危机。
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就象受到一次瘟疫或战争的剧烈破坏一样，突然陷入瘫痰和混乱的状态中。在危机期间，商品流通停滞，大量商品由于找不到销路而堆满仓库，甚至被成批地毁掉，企业开工时间缩短，生产猛烈下降；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工厂、商店和银行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急剧增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收入显着下降，生活困苦不堪。
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危机的最一般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危机时期的各种现象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生产过剩引起的，都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
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以前一切时代的人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里，由于战争、天灾或瘟疫等原因，也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陷于瘫痪，造成社会生产的危机。但是，作为这种危机的特征的现象并不是生产的过剩，而是生产的严重不足，因而，它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是，一方面有着堆积如山的找不到销路的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却是广大人民的饥寒交迫。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究竞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种危机给资本主义生产和各阶级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可怕的社会灾难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些问题。
先从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说起。
经济危机的一般的表现，是商品买和卖的脱节，也就是商品卖不出去。我们在前面分析货币的职能时曾经说过，商品买卖脱节的可能性，远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出现以后就产生了。在商品流通的条件下，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这时如果有一些商品生产者在出卖了自己的商品之后，不接着实行购买，就会有另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
这种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是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危机的第二种可能性，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引起的。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买卖日益有更多的部分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因此在商品生产者之间，便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某一些务人在债务到期时不能支付，就会影响到其他一些生产者也不能支付，从而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
但是，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危机毕竞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没有变成现实性，即没有成为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不大，因此，商品买卖的脱节和支付连锁关系的破坏，虽然对某些商品生产者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不致于牵动整个社会经济。第二，在商品生产的领域内，小商品生产者之间虽然有着各种经济联系，但由于各个地方市场彼此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因而这种联系毕竟不是很广泛的，一般来说，它是被限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以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地方发生了买和卖的脱节或者支付方面的困难，对商品经济本身的影响显然是很有限的。第三，小商品生产者通常是为自己所熟悉的本地市场或者固定的买主进行生产，因而供求关系是比较稳定的。
上述危机的可能性，只是抽象地说明了危机可能产生的条件和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并不说明危机必然爆发的原因。马克思曾一再指出：在买卖脱节等形态上听表现的危机的可能性，只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只是“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他并且还指出，在仅仅存在危机可能性的条件下，“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随着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危机的可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获得了更加具体的内容。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商品的形态变化已经表现为资本的形态变化，商业和信用关系也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因面产生买卖脱节和支付连锁关系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比以前大大增多了。
但是，无论资本的形态变化，或是商业和信用关系的发展，都只能说明危机的可能性，而不能构成危机必然爆发的原因。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16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末，虽然当时市场联系和信用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并没有发生过普遍性的经济危机。
那么，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怎样发展为现实性的呢？促使经济危机必然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讲过，危机是从19世纪初叶起，即从资本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后，才成为一种周期爆发的规律性的现象的。因此，为了揭示经济危机的原因，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特有的条件进行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此时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构成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联系空前地扩大和加强了，整个社会经济已经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对社会生产进行统的计划和管理，同时还要求生产成果也归社会共同占有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起来，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归他们私人占有，服从于他们搜取剩余价值的贪婪目的。这样，就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引起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让我们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对自己企业的生产活动有绝对的支配权，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生产多少，都是由各企业的资本家自己决定的。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力求采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条件，调整劳动组织，加强生产管理，因而就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来说，便能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是，就整个社会的生产来说，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互相联系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都被这种私有制分割开了，因而完全处于竞争与无政府状态之中。每个资本家都是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下盲目地进行生产，他们不知道其他企业的生产情况，也不知道自己的商品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是否能在市场上按照有利的条件销售出去。在各个资本家之间，为了争夺利润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尖锐竞争。
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不仅不能限制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且必然要加剧这种无政府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每个资本家愈是改进企业的技术装备，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就愈能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就会把数量更多和价格更低的商品投入市场。这样，就会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竞争，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二，个别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组织性的加强，意味着它们竞争实力的加强，而竞争的手段也会更加多样、复杂，这当然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个小作坊不仅竞争能力薄弱，而且竞争的手段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个资本雄厚的现代化大企业就不同了，它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竞争手段，譬如实行倾销、收买专利权、玩弄金融诡计、勾结政府官员向竞争对手挑起无休止的争讼，乃至雇用侦探专门刺探情报和收买代理人搞颠覆活动，等等。总之，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越是有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便会更加尖锐和剧烈。
随着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加剧，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现象就会日益严重。当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社会总产品首先是其中的某些重要产品的实现条件就要遭到破坏，从而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普遍性的买卖脱节，即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其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不顾市场限制而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同时，由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也有可能把生产迅速地扩大起来。这是因为，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以现代机器工业作为技术基础的。大机器工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它可以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生产，可以有系统地将新的科学成就应用于生产，这样，就使生产取得了一种突然的跳跃的伸张力，造成了生产规模无限扩大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并存的，却是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在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企业生产能力的岡时，又总是尽量地加强对工人的刹削，降低他们的工资，使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此外，资本家还利用大生产的优越地位，不断地排挤和剥夺中小生产者，使他们日益贫困和破产。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把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限制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并且同日益扩大的生产规模越来越不相适应。
大家知道，社会生产的增长，归根结底要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消费。资本主义既然在无限扩大生产的同时相对缩小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水平，这就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造成了日益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即当若干重要的商品由于群众无力购买而找不到销路的时候，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就要遭到猛烈的破坏，于是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爆发。
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必须明确，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以不可避免地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巨大增长超过了人民大众的绝对需要，而仅仅是因为它超过了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了。”30事实的确如此。在危机期间，千百万劳动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他们所以挨饿受冻，正是由于他们生产了“太多的”的粮食和燃料等等。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博立叶所说：“富裕变成贫穷和困苦的源泉。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即超过了人民大众的绝对需要而形成的过剩；而只是一种相对的过剩，即和人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而言的过剩。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危机。
以上分析表明，生产过剩的危机，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把生产不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用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那就不会有危机发生了。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就不会放弃剥削，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就无法得到解决，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就不能摆脱经济危机这种社会灾难。斯大林说得好：“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对抗和冲突是经常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一直陷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它是一种周期出现的现象。
远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就发生过个别工业部门的局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工业危机。1836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后来还波及到美国。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实际上已具有世界经济危机的性质。接着，在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和1890年都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中，以1873年的危机最为深刻，它大大加速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从那时以后，资本主义就开始了向垄断阶段的过渡。
在20世纪初，发生了1900-1903年和1907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又经历了1920-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三次经济危机。其中，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是以往资本主义各次危机中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它不仅包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国家，而且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又互相交织在一起，因而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这次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4%，贸易总额下降了66%。在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失业的人数高达3,0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下，美国在1948年、1953年、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和1974年先后爆发了六次经济危机。其中，1957-1958年的危机曾经波及到加拿大、日本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图家，成为战后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74-1975年的危机也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且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是一种周期出现的现象呢？
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决定的。因此，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也只能从资本主义矛盾的运动中来寻找原因。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经常存在的，但只有当它们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再生产的比例发生严重失调的时候，才会爆发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大批工厂关门，生产。烈下降，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经过危机的这种破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与低下的消费水平暂时相适应的局面，使再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样便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又得以继续“正常”地进行。
但是，由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各种矛盾暂时的、强制的解决，而不是这些矛盾的消失，所以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还会重新发展和激化，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失调的现象还会重新严重起来，这样就导致另一次危机的爆发。
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危机就成了一种周出现的现象。人们刚以焦虑的心情把它送走，但过不了多它又会再来。恩格斯写道：“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由于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具有了周期的性质。从一次危机开始到下一次危机开始，中间的时间便是一个再生产周期。每个周期一般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
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因家，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发展时期，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周期的整个进程和周期的每个阶段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根据一般情况来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
危机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最繁荣、也就是资本主义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爆发的。在危机阶段，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存货堆满仓库，资本周转困难，利润率急剧下降，这就迫使资本家缩小生产规模，解雇大批工人，缩短开工时间，使成千上万的工人陷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大批工人失业又为资本家提供了进一步压低在业工人工资的条件。这样，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在危机阶段便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由商品销售困难所引起的市场竟争的空前加剧，又使竞争力量比较薄弱的广大小生产者纷纷破产。这一切都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消费群众即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急剧降低。社会购买力的急剧降低，引起了商品价格的猛烈下跌。许多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经受不住危机的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
在危机阶段，许多工商企业由于商品销售困难而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又会引起整个资本主义支付关系的紧张，引起货币信用的危机。这时，资本家都不愿再以赊销方式出卖商品，而只要求以现金进行支竹。由于对现金的需求急剧增加，而金融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给又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因而就使得利息率急剧提高。
利息率的提高，企业股息的降低，再加上资本家大量抛售股票、公债等有价证券，结果使有价证券的行市猛烈下跌。资本家为了追求现金，普遍向银行大量提取存款，这就使许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因现金准备不能：足偿还务的耍求而不得不宣告破产。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动荡局面，还会引起对外贸易收入的减少和其他园外收入的减少，从而形成国际收支方面的巨额逆差，使黄金外流，储备诚少。
总之，经济危机就象一场特大的台风一样，由于它的狂吹乱刮，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以至全部社会生活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危机持续一段时期以后，市场上的商品数量由于资本家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和销毁存货的结果而减少了，商品供应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从危机阶段转入萧条阶段。
在萧条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已经大体上和低下的社会消费水平以及缩小了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资本家也就不再进一步缩减生产，企业倒闭暂时停止，失业人数不再增加，商品价格也停止下跌。
但是，这时过剩商品的积存还没有消散，大批的失业工人还没有就业，社会购买力依然十分低下，商品销售仍有很多困难，商品价格和企业利润水平仍旧很低，所以社会生产也就处于停带状态。与生产停滞相伴而来的，是对借贷资本需求的减少，因而市场上游资充斥，信用关系呆滞。一句话，这时危机的震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却呈现一片萧条景象。
可是，在萧条阶段，社会的消费毕竞没有停止，积存的商品由于被资本家廉价拍卖而逐渐减少，这样，市场壅塞的情况便逐渐消退。随着市场情况的逐步好转，资本家便着手恢复生产和更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由于新的投资的逐渐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也逐增加，结果就推动整个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于是，萧条阶段便转入复苏阶段。应当指出，在萧条阶段开始的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对于推动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分析。
在复苏阶段，投资继续增长，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增多，工人的就业人数也日益增多。社会购买力开始提高，物价缓慢回升，市场容量逐渐扩大。工商企业的活跃，增加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从而推动了信用事业的扩展。市场容量扩大，资本周转加快和企业利润增加，又推动资本家进一步扩大生产。这样，社会生产就逐渐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当社会生产赶上和超过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时，复苏阶段就进入了高涨阶段（也称做繁荣阶段）。
在高涨阶段，生产迅速扩大，市场不断扩充，物价稳步上涨，利润急剧增长，投资大量增加，新的企业不断建立。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产品数量急剧增加，商业异常活跃，信用关系普遍扩展。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又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好景不常，正当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它的繁荣的过程中，却早已埋藏下了危机的种子。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便越加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越加重，对中小生产者的排挤和剥夺也就越厉害。因此，尽管这时工人的就业人数和货币工资水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一般都比周期的其他阶段为高，但是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生产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不过，这种生产过剩状态最初会由于资本主义商业和信用的作用而被暂时掩盖起来。
在高涨阶段，由于市场繁荣，商品流转顺畅，商人竞相购进和囤积商品，以获取暴利。商业投机造成了市场的虚假需求，掩盖了社会购买力的真实状况，当商品已经大量积存在流通领域，生产过剩已经实际出现的时候，它还在刺激生产继续增长。信用的扩大更加掩盖了市场需要同生产脱节的情况。当商品的供应实际已经大大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时，工商业资本家却还在依靠银行贷款以及他们相互间的信用关系，盲目地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高涨时期由信用膨胀和商业投机所造成的虚假繁荣，会使生产在更大程度上超出有支付能力需求的范围，更加扩大生产过剩的规模，从而更加加深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当高涨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只要几种主要商品的流通梗塞，就会迅速波及其他部门，孕育着的经济危机就会突然爆发。
上述各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不断交替和反复出现，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危机一高涨——危机中颠簸起伏地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繁荣景象，只不过是新的危机到来以前的预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机会主义者每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高涨阶段时，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永久繁荣”。但是，这种“永久繁荣”的神话，每一次都象肥皂泡一样很快就遭到破灭。
以上，我们分析了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现在，再来说明一下危机周性的物质基础问题。
马克思指出：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促进了危机过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生产过剩、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着物质前提。
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怎样为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提供物质条件呢？
前面讲过，在萧条阶段，社会生产虽然不再继续下降，但是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这时，物价低落，商业萧条，游资充斥，利息率很低。资本家为了使自己能在物价低落的情况下获得高额利润，并在剧烈的竞争当中站得住脚，便想尽一切办法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为此，他们除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外，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来更新固定资本，以便用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迅速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由于这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本，物价、工资、利息水平又都很低，投资条件也很有利。因此，在危机阶段过后，当大量积存的商品逐渐消散的时候，不少资本家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来更新固定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
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这就使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订货增加，使这些部门的生产首先得到恢复。而这些部门生产的恢复又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失业工人有了重新就业的机会。这样，也就相应地扩大了消费资料的市场，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增长。由此可见，危机过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资本主义生产恢复的一个契机。由于有它的推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就一环套一环地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使萧条阶段为复苏和高涨阶段所代替。
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在推动生产增长的同时，又为生产过剩、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创造着物质前提。
这是因为，国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推动了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和生产规模的巨大增长，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导致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强，使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且只有资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大规模地更新固定资本，迅速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大批中小生产者必然会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必然会进一步恶化。
同时，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又引起了各部门现有资本价值的减少，这就使得各个生产部门因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不合比例的现象更加尖锐和复杂起来。马克思写道“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可见，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促使社会生产的扩大重新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促使再生产的比例关系重新陷入严重失调的状态中，从而为更加深刻的危机的到来创造着物质前提。
必须指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但绝不是危机周期爆发的原因。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和由此而来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是绝不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还必须指出，绝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周期性，就认为它能这样一直循环不已地发展下去。事实上，每个周期都不是以往周的简单重复。危机的周期爆发和不断加深，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盾空前尖锐化，危机的爆发更加频繁，危机的周期更加缩短，危机的破坏作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厉害。这一切深刻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益濒临不可避免的死亡。
这里，有必要对中间性危机问题作一些说明。简单地说，所谓中间性危机也就是发生在两次周期性危机之间的一种局部性危机。它的发生同样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引起的，主要表现也是生产过剩。不过，它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又有一些明显的区别，比如：它所造成的生产下降，不象周期性危机那样猛烈，而旦历时较短，破坏性也较小；它不是社会生产的普遍危机，而只是一部分生产部门的危机，它不具有周期性，而是发生在一个周期中的某一个阶段上，也可说，它或者是下一次周期性危机的“先兆”，或者是上一次周期性危机的“余波”；它同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没有必然的联系，往往是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加上一些临时性政治、经济因素的激发而造成的。对中间性危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其发展中所呈现的某些特点。
危机频繁爆发，周期更加缩短，是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30多年中，美国共爆发了六次经济危机，其中1953-1954年，1960-1961年两次是中间性的经济危机。撇开这两次中间性经济危机不论，现在的危机已不象过去那样每隔8一12年爆发一次，而是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要嶙发一次。
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首先是它的基本矛盾的空前尖锐化造成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捷取高额利润，大规模地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把生产的规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度，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由于继续遭受剥削和压榨，不可能相应提高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使社会消费能力日益相对降低，从而引起美国国内市场的相对缩小。同时，有一系列因素使得美国国外市场也出现了相对缩小的趋势。例如：中国和其他原先遭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取得了国家独立，它们在发展自己民族经济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一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和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又重新发展了国民经济，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所有这些因素汇合起来，就使得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结果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还在1947年底，正当美国经济接近战后初期高涨阶段的顶点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战后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以上，我们研究了工业危机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进程。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在工业中发生，而且也在农业中发生。造成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是，由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工业缓慢，所以农业危机的出现在历史上也较工业危机为晚。
和工业危机比较起来，农业危机的特点在于：它通常具有持久的性质。例如，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一次农业危机，曾席卷了西欧各国和俄国，后来还波及到美国，前后持续达25年之久。1920年春季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爆发的另一次农业危机，以后又和1929-1933年的世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48年开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又发生了农业危机，并且逐渐波及到西欧。其中，以美国的农业危机最为严重，它一直延续下来，使战后美国的几次经济危机都具有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错综结合、相互助长这样一个明显的特点。
农业危机的持久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由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和土地作为资本主义经营对象的垄断，形成了高额的地租负担。在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广大小农为了支付地租等项固定开支，为了弥补农产品收购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不得不尽力增加产量，甚至在耕地面积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也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与工业生产因价格下跌而产量锐减不同，农业生产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急剧下跌的情况下却缩减得非常缓慢，有时不但不缩减，反而继续增长。这样，就使得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产品市场容量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农产品的大量积存更不容易消散，因而使农业危机必然处于长期持续而不易摆脱的状态中。
工业和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两大部门，它们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长期的农业危机使农场主的收入减少，使广大的农村劳动者贫困破产，这就大大削减了农村的购买力，缩小了对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使工业危机更加深刻。反过来说，工业危机使大批工厂倒闭，生产缩减，使大批工人失业，工资降低，这又缩小了对农产工业原料和农产消费资料的需求，使农产品的销售更加困难，从而使农业危机更加拖延。可见，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必然使整个危机更加深化。
长期的农业危机还会影响整个工业生产的周期进程，延长工业的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使过渡到高涨阶段发生困难，并且缩短高涨阶段的时间和影响生产增长的幅度。因此，农业危机的长期存在使得工业生产的发展更加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第三节 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的定期爆发。这种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最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使生产水平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1929-1933年的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4%，大约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其中，法国的工业产量降低了32.9%，大约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美国降低了46.2%，大约倒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德国降低了40.6%，大约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英国降低了23.8%，大约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从个别部门来看，生产水平倒退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1929-1933年的危机使美国的采煤量倒退28年，生铁产量倒退36年，钢产量倒退31年：使英国的采煤量倒退35年，生铁产量倒退76年，钢产量倒退23年。同时，危机还使社会的物质财富遭到严重的破坏。例如，在1929-1933年的危机中，美国毁坏了92座高炉，英国毁坏了72座，德国毁坏了28座，法国毁坏了10座。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坏，有640万头猪被杀死抛入密西西比河，还有大量的小麦被投入机车锅炉烧毁。巴西也有2，200万袋咖啡被扔到海里。
在危机期间，与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遭到破坏的同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劳动人民正是因为生产了“太多的”东西，才不得不忍受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这种惰况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历史局限性。斯大林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竞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危机不仅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这些矛盾，使之更加尖锐起来。
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危机期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往往经受不住危机的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而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少数最大的企业，因为经济力量雄厚，并且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力支持，因而在危机中破产倒闭的数量要比中小企业少得多。不但如此，大企业在危机期间还乘机大肆掠夺和吞并那些破产倒闭的或经济困难的企业。这就大大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例如，美国在战后第五次危机中，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11月共倒闭了12201家企业，第六次危机中，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则倒闭了13786家，其中主要是非垄断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倒闭以后被垄断资本集团大量吞并，因而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
危机加速资本集中的后果是：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更加提高，生产过程更加具有社会性质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愈益集中到人数更小的大资本家手里。这样，就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经济危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危机首先打击的是工人阶级，给他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在危机期间，工人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失业时间也比平时大大延长。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失去了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及其家属的生存权利。他们换饿受冻，流落街头，有些人甚至被迫走上自杀或犯罪的道路。
危机也使得在业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进一步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这首先表现为工人工资的普遍降低。例如，在1929-1933年的危机中，美国加工工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38.8%，而工资总额却降低了57.7%。工资降低，必然使在业工人的饮食、居住条件恶化。其次，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劳动条件更加恶化。最后，与失业增加、开工不足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资本家尽力延长工作日。关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危机也严重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农民，加速他们的贫困和破产。
在危机期间，由于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由于许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停工减产或破产倒闭，因而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大大减少，这就造成了农产品的大最过剩。农产品的大量过剩，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的猛烈下跌和农民收入的急剧减少。这种情况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互相交织的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在1929-1933年危机期间，美国的谷物价格下降了2/3，退回到19世纪最低的谷物价格水平；农业收入从1929年的68亿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24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的农业自1948年以来一直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状态，农业净收入不断降低，据统计，从1948年到1970年，美国农业净收入就从177.9亿美元减少到138亿美元，即约减少了1/4尽管农民的收入大大降低了，但是，农民缴纳的捐税、借款利息和租金等固定支出，却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还会有所提高，这就使得农民负增加，处境更加艰难。例如，美国农民的负债总额，从1960年的248亿美元猛增到1977年的1,018亿美元，即约增加3.1倍。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大批的中小农户纷纷破产。仅在1959-1977年的十八年内，美国农场就从370.4万个减少到275万个，即约减少1/3，几乎每六分钟就有一个农场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许多破产的农民因为在农村中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加入城市的失业队伍。
然而，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还不止这一些。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减轻资本家在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总是要设法把这种损失尽量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国家从预算中拨出大批资金来补贴资本家，而这些资金归根结底要由劳动人民来负担。同时，资产阶级国家还利用暴力和强制机关帮助资本家降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一切就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化。
危机使工人阶级、劳动农民、手工业者同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丧失了经过多年斗争而赢得的成果。危机以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使自己摆脱失业和贫困的厄运，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危机也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和其它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促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共问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一切都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起来。
经济危机不仅会使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而且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尖锐化。在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必然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除了竭力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转嫁到本国劳动人民的身上而外，总是竭力向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危机”，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这些国家人民的身上。例如，他们在“援助”的幌子下，加紧向经济落后国家输出过剩资本，倾销工业品和剩余农产品，压低经济落后国家出口的原料价格，等等。这就使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的打击，使它们的农业日趋衰落，使那里广大的小生产者纷纷破产，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更加增大。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更加贫困。其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转嫁危机，竭力要把自己的势力打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夺取对方的市场，必然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近十儿几年来，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美国和日本、西欧“共同市场”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争夺市场的斗争不断激化。
由此可见，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而且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尖锐化，而且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尖锐化。每次危机都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加速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益临近不可避免的灭亡。
第四节 对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危机最明显最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极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社会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这一点，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们所绝不愿意承认的。为了欺骗劳动群众和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散布各种各样的“理论”，掩盖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据统计，还在本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工业危机原因的解释，就已经达到230种之多，这种众说纷纭的混乱状况，清楚说明了他们对危机问题的完全无能为力，以及他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卑劣和穷乏。
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年），就是这一派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观点还得到了李嘉图的“同和支持。萨伊说，“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萨伊的这个观点，用更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供给会给自己创造需求，需求与供给是同一的。这也就是说，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至少市场一般存货过多的现象，是不可能的。
我们看到，萨伊的上述观点是立足在直接物物交换的基础上的。的确，在物物交换的场合，买和卖是统一的，需要和供给是一致的，因而不会产生危机的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直接的物物交换，而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在这里买卖脱节不仅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而且还具有了现实性和必然性。萨伊把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远古时代直接的物物交换混同起来，并以此否认危机的可能，这是完全错误的。
萨伊的上述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被事实所否定。事实是：自从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
和萨伊、李嘉图等人相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却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消费不足，而个人消费不足则是由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引起的。
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谴责了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然而由于他并没有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因而也就无法说明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民群众的消费同样是不足的，但并没有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唯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用这种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的事实，是不足以说明经济危机这种新的现象的，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事实，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对于爆发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却始终不敢正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加以曲解。他们总是把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成与资本主义制度毫不相干的各种偶然因素，说什么只要去掉这些偶然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消除危机；而每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时，他们却又大肆宣扬那种所谓资本主义“永久繁荣”的神话。
例如，有些庸俗经济学家企图用资本家的情绪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这种谬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庇古、拉文顿等人，凯恩斯也是这种谬论的鼓吹者。这种谬论把经济危机归结为资本家对自己的经济情况失掉信心的所谓“信心危机”。据说，当资本家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和乐观情绪时，就会引起投资的增加，造成经济的“高涨”。但是，当资本家过份乐观，以致产生“乐观下的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代替乐观情绪，引起投资的骤减，以致对商品需求的缩小和失业的增长，形成经济危机。因此，庇古把经济危机周期波动的根源，说成是“乐观心理与悲观心理相互发生的错误”。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科学态度，变成了奇谈怪论的制造者。
即使我们考虑到危机前夕或危机到来时，资本家心情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说这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派生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资本家心理状态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恰好是倒果为因了。
另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哲文斯（1835-1882年），还企图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太阳黑点的出现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而太阳黑点的增多一般是以十年为周期的，因而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谁都知道，太阳黑点的变化，不管地球上有无资本主义始终都在进行着，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里，并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发生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现象。所以，危机的发生和太阳黑点的变化是毫不相干的，而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伴侣。从资产阶级的这种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现象不是从社会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是到自然界去发现“论据”。这不仅不会对他们有丝毫帮助，恰恰相反，倒是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已经多么穷极无聊。
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企图用流通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种谬论在二十世纪初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劳。乔。霍屈莱，美国的欧文·费雪也鼓吹这种谬论。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信用紧缩引起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周期的高涨阶段，由于市场情况良好，商品价格上涨，利息率较低，因而增大了资本家投资的兴趣。但是，随着资本家投资的增加，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引起了信用的紧编和利息率的提高。这时，资本家就不愿意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了，于是就爆发了经济危机。
不难看出，霍屈莱、费雪等人分明是把属于危机本身的一些现象，当成了危机的原因，其实，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投资规模的主要调节者。如果利润率很高，市场情况良好，即使利息率捉高，只要资本家有利可图，仍不会使投资减少反之，在利润率很低、商品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利息率降低，也不会使投资增加。所以，影响投资规模的，主要是利润率的高低和市场情况的好坏，而不是利息率的高低。
至于在危机前夕发生的支付手段的极端缺乏和利息率的迅速提高，则完全是由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销路所引起的。资本主义信用的紧缩，只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信号和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编者）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成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上述资产阶级俗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各种“理论”，当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以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化，1929-1933年期间所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一切谬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它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失业和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提供一套方案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依然宣布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终于产生了，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英国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是资产阶级最忠实的辩护士，是现代资产阶级俗经学的最主要的代表。美国的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对凯恩斯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推翻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夕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那样推崇凯恩斯的“理论”的原因。正因为凯恩斯的“理论”在资产阶级看来，具有挽救资本主义的作用，所以它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便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据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1）消费倾向；（2）资本的边际效率；（3）灵活偏好。在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效的突然崩溃。
为了揭露凯恩斯的危机理论的反动实质，必须首先了解以上他的所谓三个基本的心理“规律”。
所谓消费倾向“规律”，凯恩斯是指随着就业和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储蓄欲望也在加强，在收入增加的部分中，人们用于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而用于储蓄的部分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即对消费资料需求的不足。
个人消费需求不足，可由投资的增加来弥补，首先是由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来弥补。但是，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投资需求的增加，要受资本“边际效率规律”的限制。
所谓资本的边际效率，凯恩斯是指资本家对于资本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即对新增每单位资本的预期的利润率。而资本的“边际效率规律”则是：在技术装备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就降低。当资本的边际效率降低到利息率以下时，资本家就停止投资。至于利息率的变动，凯恩斯则认为是受“灵活偏好规律”制约的。
所调灵活偏好，他是指人们愿意以货币形式保存财产的心理倾向。因为人们有货币在手就比较灵活，可以用货币增加消费和预防危险，也可以用货币进行投机，所以人们也就偏好货币。而“灵活偏好规律”是指，在货币的供给一定时，利息率受货币的需求决定，即受灵活偏好决定。灵活偏好越强，则利息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凯恩斯是怎样以他的所谓三大基本心理“规律”来建立他的危机“理论”的呢？
凯恩斯认为，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周期的高涨阶段以后，由于投资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在降低，但这时资本家对于资本的未来收益还非常乐观，以致不顾资本的大量积累和生产成本的日益提高，仍在尽量增加投资。一旦幻想在过度乐观和过度买进的市场上破灭，有组织的投资市场就为极度悲观的气氛所笼罩，资本家受这种气氛的支配，又过分低估了资本的未来收益，于是造成了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随着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资本家对于未来失去了信心，这就必然促使灵活偏好加强，从而使利息率提高。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渍和利息率的提高相伴发生，就会使投资迅速下降，生产急剧缩减，失业大量增加。这就是凯恩斯对于危机原因所作的极其庸俗的解释。
不难看出，凯恩斯的这一套离奇的论调，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它不过是前面已经批判过的各种滥调的拼凑和翻版。
凯恩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由“消费倾向”、“灵活偏好”这样一些心理因素所引起的个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关于个人消费不足不能成为危机的原因，我们在批判西斯蒙第时，已经作了说明。不过凯恩斯和西斯蒙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储蓄的增加，仿佛人们在收入增加的时候，储蕃的欲望也在加强，在收入增加的部分中，用于增加个人消费的部分没有用于增加储蓄的部分多。在这里，凯恩斯故意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阶级性质，把资本家的消费和工人的消费混为一谈，并用“人类本性”喜欢储蓄来解释消费不足。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增加储蓄的只有那些占有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的少数资本家，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由于他们日益贫困，储的可能性是极少的，如果有一点的话，那也是小额零星储蓄，与凯恩斯妄图·论证”的问题实际无关。非常明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和工人群众的消费不足，绝不象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类本性”喜欢储蕃的结果，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日益贫困的结果。凯恩斯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消费不足，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又归结为储蓄增加，是放意颠倒黑白，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把危机的原因说成投资不足，就更加荒谬了。在危机期间，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等等，并不是由于投资不足，而是由于投资太多、资本过剩。马克思早就驳斥过那种认为危机起因于投资不足的谬论。他写道：“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指危机期间发生的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等现象。一编者）是由生产资本的峡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凯恩斯对投资不足的原因的解释，也同样是荒谬的。他认为，投资不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不足，乃是由于利润率的变动和利息率的变动不相适应所引起的。他企图使人相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的趋于下降，利息率虽然也在下降，但下降的程度却不如利润率大。因此，随着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差额的编小，投资将逐渐减少，而当利润率下降到和利息率相等或低于利息率时，则投资便完全停止。
在这里，凯恩斯把利息和借贷资本的运动完全割裂了。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把利息说成是取决于“心理因素”，即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在他看来，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使人们必须取得一定的利息才肯贷出货币，因此，不管货币资本的供给怎样充裕，利息率的降低总是比利润率缓慢的。这样，凯恩斯就把利息看作是一种“纯粹货币现象”，从而也就人为地割裂了利息和利润的联系。但是事实上利息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
既然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把利息和利润作为两个彼此无关的量对立起来。在一般情况下，利息量是取决于利润量的。当利润率上涨时，资本家对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增大，从而也使利息率上；反之，当利润率下降时，利息率也随之下降。可见，正是利润的运动规定了利息的运动，而不是相反。
至于说到利息率下降的程度不如利润率大，也是完全违反事实的。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食利阶层的人数日益增加，从而使借贷资本的供给不断增大；同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社会各个阶级的货币储蓄被银行网动员起来用作借贷资本，这也增加了借贷资本的供给：另外，在资本主义总危机阶段，企业经常开工不足，有利的投资场所日益编小，也造成了借贷资本的供过于求。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利息率比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大。因此，凯恩斯把投资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比利息率下降的程度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对资本家来说，投资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而是取决于现有的利润率水平。如果利润率高或有上涨趋势，则投资自然增加：反之，如果利润率低或有下降趋势，则投资自然减少。
凯恩斯用他捏造的所谓“资本的边际效率”来解释投资动态，并用资本家心情的变化来解释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这就把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其实，凯恩斯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它不过是前面我们已经批判过的庇古等人谬论的变种。
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虽然极其荒谬，但对垄断资产阶级却非常有用，因为它给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按照凯恩斯的意见，由于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存在着缺陷，不能自动地保证他所捏造的上述三种心理因素的相互配合，从而也就不能保证消除危机和失业。因此他主张通过国家来调节经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三种心理因素的相互配合。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各种“反危机”方案，其基本精神就是鼓吹国家干预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作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调节。这些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依据。
凯恩斯所拟定的“反危机”方案，是和他的危机理论密切相联的。他认为只要采取措施，鼓励增加消费和投资，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就可以防止危机的发生。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办法：
加强军备竞赛和实行经济军事化；加紧推行可以将危机输往他国的对外经济扩张；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通货膨胀，通过降低贷款利息和减免税收以及由国家提供定货、津贴等办法来鼓励私人投资；以对大垄断资本集团最有利的形式进行国家投资；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等等。为了鼓吹增加投资在“反危机”中的神奇作用，所谓后凯恩斯派主流经济学”制定了所谓“倍数—加速数模型”，据说不需要庞大的预算开支，就可以防止危机和促进经济的持久增长。这种“理论”对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方案有很大影响。
诚然，加紧实行军备竞赛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及对某些公共工程进行国家投资，的确给垄断资本家开辟了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垄断资本家可以获得比普通市场高得多的利润。同时，这个市场的扩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同广大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支撑作用只是临时性的，它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推迟生产过剩危机的来临，而不能最终阻止危机的爆发。从长远来看，扩大政府开支，必然导致更为深刻的危机。因为政府开支的款项实际上都是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税收负担；扩大政府开支，无论是实行赤字财政还是实行通货澎胀，归根结底都是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搜刮和掠夺，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日益降低，生活更加贫困，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使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
另一方面，扩大政府开支，不管是用于军事生产还是用于公共工程，其结果都会使一些生产部门片面和畸形发展，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更趋剧烈，从而促使经济危机的迅速到来。
由此可见，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为救治资本主义而开的药方，除了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加紧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攻以攫取高额利润而外，别无其他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积极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方案，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严重地削弱了劳动人民的购买力，使生产过剩危机越演越烈。自从七十年代以来，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重矛盾，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失灵，并慨叹“凯恩斯革命”是“一出悲剧”，认为“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并发是一个新的现象，解释这种现象是对经济学家提出智力的挑战”。
因此，他们幻想着“天边能出现当代的凯恩斯”。但是，事实证明：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过去的凯恩斯，还是“当代的凯恩斯”，统统防止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灭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